香港（图片来源：Louise Delmotte）
【看中国2024年4月17日讯】上文我们分析过中共对香港的惧怕促使它对香港采取极权严苛的国安政策，本文将分析它为什么这么惧怕香港。
首先，香港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共一个威胁。理由如下：一，一个拥有充分自由的香港，对大陆人民来说始终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因为自由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这是大陆人民在1949-1980年间前赴后继偷渡来港的原因。二，香港人利用难得的自由，30年来风雨不改地悼念“六四”，提醒世人有关中共屠城的罪恶，不知不觉间使香港成为中国的良心，很多在大陆受压迫的人们都会来香港公开申述，这对中共来说是极为难堪的。三，香港的资讯流通自由，即使在中共闭关锁国的日子，中共在大陆的斑斑劣迹都无所遁形，所以香港在2020年之前一直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共实况的一个重要窗口，形成国际社会对中共产生一种微妙的监察作用。所以，一个自由香港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实行一党专政的中共构成一个威胁。
一个自由的香港，不必做什么事，就自然而然地戳破中共很多谎言，令大陆人民向往资本主义，怀疑社会主义。例如前文提到的拆“鱼骨天线”，当时有一篇报道这样说：“香港电视节目，人们只需要买一根带有放大器的鱼骨架形天线，再用竹竿将天线装在楼顶，并指向天空的东南方向就可以直接收看。于是，人们开始看到漂亮的服饰，美味的食品，闪烁的霓虹灯，欢快的主持人，大胆直白地批评总督的辩论，自卖自夸的广告，还有邓丽君的情歌，恋人的拥抱和接吻以及各类武打片、言情片……香港人竟然是这样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原来就是这般模样？香港的电视节目对珠三角的老百姓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见陈雷刚：“胡耀邦与广东改革开放纪事”）。
中共曾利用香港来颠覆国民党政府
其次，从历史角度看，1949年前，中共曾经充分利用香港来颠覆当时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既然它本身有这个经验，到掌权后就自然担心别人也会利用香港来颠覆它，所以这个庞然大物的中共，对小小的香港就怕得要死。我们不妨看看1949年之前中共是如何利用香港来颠覆中央政府。
中共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趁着改革开放之机遇，解密了大批中共在1949年之前各地党组织发布的秘密文献，笔者通过阅读这些秘密文献，看到中共利用香港来颠覆当时的中央政府。中共把香港变成它的：宣传基地、统战基地、组织基地、群众运动基地、后勤基地（包括资金筹集中心、物资储备中心、干部培训及输送中心）等，这些不同基地，可以从三十年代“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可以看到（图一、二），篇幅关系这里不详述。
香港曾为早期中共输送重要军事物资
除此之外，香港是中共一条秘密交通线的枢纽中心，开辟了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进入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除了输送物资及军火外，还把200多个中共重要领导干部（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陈博古、任弼时等）送到香港养伤养病。这条秘密交通线，还是中共接收苏联军火的重要渠道。（见贺碧霄：“情报、人员和物资的枢纽：1930-1940年代香港与中国共产党”，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8年10月号，总第169期）
笔者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共竟利用香港的自由，建立起对整个华南地区军事行动的指挥中心。根据中共文献记载，中共自从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之后成立的第一届广东省委正式在香港成立，自此以后，在中共各个历史阶段，中共广东省委名称几经变化，但领导机关一直设在香港。
1949年前中共在港设南方局统领海内外党务
到了1939年1月，更在香港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指挥整个华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群众斗争等工作。这个南方局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统战工作委员会、敌后工作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室、文化工作委员会、华侨工作组、南洋工作组、社会部等工作机构。南方局直接领导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江苏各省及港澳地区和海外党组织。由此可见南方局的职权范围除了华南地区外，还伸延到南洋及海外各个党组织。
这些功能，说明中共是如何把一个自由的香港变成名副其实的“颠覆中央、分裂中国”的基地。为了更具体的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在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湾仔会议”，即1947年春天（一月中到三月底）在香港湾仔举行的重要会议。这个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称为“中共广东区党委扩大会议”，因在香港湾仔举行，故又称湾仔会议。关于香港湾仔会议的情况，《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及《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均有若干记述，中共党史专家曾庆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曾经对此有详细的分析。
香港湾仔曾举行过中共重要的会议
从曾庆榴的分析可以看出几点：
一，会议参与者是中共在整个华南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他们都是华南地区党、政、军的负责人，例如：方方、林平、梁广、黄松坚、饶彰风、连贯、梁嘉、林美南、冯燊、刘建华、严尚民、李殷丹、谢创，张华、温焯华、刘向东、蓝造、祁烽、欧初、魏南金、谭天度、黄文俞、谢永宽、李嘉人、陈能兴、潘汉年、章汉夫等人。他们都是华南地区各地的负责人（篇幅关系笔者略去每个人的具体身份）。
二，会议形成一批重要的文件，对指导各地的武装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包括：《广东临委与扩大军政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武装斗争及北撤问题》（1947年2月28日），《广东区党委扩大会议对广东党过去工作检查记录》（1947年2月），《对广东区党委一年来领导工作的检查记录》（1947年春）、《军政委员会关于广东斗争四个问题检讨意见》（1947年6月）、《方林致中央电》（1947年7月11日）以上第1-5篇，见于《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6.1—1947.6）甲56（见图三）；第6篇见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
三，会议作出“赤色割据”的决定，在湾仔会议上，方方发表《毛泽东与农民运动》等文，并作《关于广东形势和赤色割据》报告，阐述了毛泽东“赤色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与会者交流了学习毛泽东思想，提出今后搞武装斗争应从“小搞”过渡为“大搞”;要努力组建主力部队，建立民主政权；游击战争要在合适的地理环境中开展;要“梅花点形式”、“波浪式发展”；作战方式上，要“多打小胜仗”，学会运用“突然袭击”、“集中优势兵力”和“马上解决迅速分散”战术等等。湾仔会议后，华南各地陆续恢覆和发展武装斗争，相继建立了粤赣湘边、闽粤赣边、桂黔滇边、粤桂边、粤中和粤桂湘边等游击纵队，配合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了广东全境。湾仔会议的成效，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从上述资料，人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共自己曾经充分利用香港的自由作为其颠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实行武装割据分裂国土的勾当，把香港变得名副其实的“颠覆基地”。正是由于有这个历史经验，中共就十分明白香港成为推翻腐朽政权的潜能，也就十分害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香港的自由来摧毁中共的统治，这是中共害怕香港的深层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