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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热点】独家爆料: 孙力军指-武汉病毒来自中共军方基因工程一部分(视频)

新冠病毒意外泄漏。习近平做出了一个批示……导致后来武汉大瘟疫荼毒中国,肆虐人类。

2021-09-14 22:46 作者:李静汝 桌面版 正體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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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热点(图片来源:看中国)

【看中国2021年9月14日讯】 (看中国记者李静汝采访报道)据报道,美国情报机关在8月底,向白宫提交的新冠病毒起源报告解密部分显示,认为从目前看,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和实验室泄漏的两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据悉,在网上前后也传出很多间接证据和对病毒的分析,包括一些医学专业人士,认为不排除新冠病毒最早可能来自中国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对于病毒溯源,中共当局一直阻挠国际社会调查、拒绝共享相关信息。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袁红冰教授,在接受看中国记者采访中,第一次公开披露了他通过中共内部人士所了解到的病毒来源真相和造成全球大爆发的原因。

新冠病毒是中共武汉研究所官员泄漏

袁红冰在采访中首先指出,在中共极权暴政的铁幕封锁之下,真实的信息很难能通过正常的渠道被国际社会所知晓。“根据中共体制内的一些良知人士,还有已经和习近平形成私人的血仇关系的权贵家族,从这两个渠道传出来的信息,我可以做出一些总结。

新冠病毒(又称中共病毒,COVID-19)的产生是中共的实验所制造出来的。由中共军方的一个叫陈薇的少将所主持的基因工程的一部分。最终的目的,除了科学研究的价值之外,它主要具体现实的目的就是为生化战做准备。但是这个病毒散播出来是一个意外事故。当然这个所谓的意外事故,实际上是和当前中共的国家权力的整体腐败的氛围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的就是由武汉的那家研究所后勤的管理官员和底下的工作人员,他们把实验用的蝙蝠偷带到武汉的海鲜市场出售,以牟取暴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新冠病毒就传播出来。

新冠病毒传播出来之后,实事求是的讲,2019年11月,当时武汉的市政府和湖北省当局,都很及时、迅速地就把这个疫情发生的情况上报到了中央,而且武汉市政府的那个报告明确的提出来,要接受以前的那个萨斯的防治的经验和教训,要迅速的有限封城,而且要发出一个全国的预警。”

武汉瘟疫大爆发与习近平批示有关

据大陆官媒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曾在2019年12月31日发表新年贺词,宣称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红冰对此谈到,习近平为了粉饰太平,对武汉市政府的疫情报告做了一个特别批示。“当然习近平是在征求了他所谓的幕僚和智囊的意见之后,他做出了一个批示。这个批示的大致内容就是,不要采取过激措施,要确保全国人民能够过一个祥和的元旦和春节。

他这样做出这个批示的原因,据党内的良知人士判断,习近平愚蠢至极,他对这个瘟疫本身恐怖的传播效应,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同时他又好大喜功,他想要通过一个所谓祥和的元旦春节,来显示他的太平盛世。就是由于这个批示,中共暴政在武汉大瘟疫爆发的最初,向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隐瞒了真实的疫情,从而导致后来武汉大瘟疫荼毒中国,肆虐人类,这就是整个这个武汉瘟疫我所得到的真相。”

落马官员孙力军证实病毒来自武汉病毒所

袁红冰指出,之前的信息的来源,一个是来自于中共体制内的良知人士,另外一个来自与习近平结下私仇的中共权贵。不过,这两种信息来源的说法得到了孙力军的证实。“前面这两个信息来源,具体的人事我当然不能披露,大家显然都能理解。那么今天可以有一个具体的消息来源可以披露出来。孙力军,就是中共公安部的原来的副部长。”

曾与孙力军私人密使在台湾接触

袁红冰进一步披露:“在2019年,我在台湾期间,我当时在台湾有一些文化活动,也去看望朋友,在台湾待了有半年多吧。在2019年,在台湾也组织了一个六四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那个期间,我同一个自称是孙力军的私人密使的人物有过多次接触。

孙力军为什么会派出他所谓的私人密使和我接触呢?据这个密使讲,原因就是孙力军和习近平的嫡系王小洪,也就是当时的中共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之间的权力争夺已经白热化。大家都知道,中共党内的权力争夺,那就是生死之绝呀。孙力军他本质上是看不起这个王小洪的,因为王小洪本来只是基层的一个警察,孙力军一直是在公安部的中枢,所以他瞧不起他。

而王小洪这个人又仗着习近平的宠信,专横跋扈,所以这两人之间形成了极其尖锐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孙力军感到了危险。他跟我接触,我认为理由,一个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因为他想知道,像他这样的官员,用他这个秘使的话讲,给中共“做过很多事情”,用我们的话讲,就是他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很多的罪恶。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他权斗失败,他跑到西方,西方会不会收留他?孙力军这个私人密使特别提到,让孙力军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重庆的原来的公安局长王立军跑到美国的领事馆要求保护,结果被美国拒绝,这件事是孙力军很担心。

那么,我跟他这个私人密使接触的原因也很简单。我就是要鼓励他,策动他投奔自由,彻底暴光他所知道的中共公安系统对中国人所犯下的罪恶。而且我给他解释,当年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没有得到美国的保护,是因为他进入的是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也就是事实上还在中共的控制之下。如果那时候美国给他提供保护,可能引发很严重的外交危机。

但是孙力军,我向他建议,只要孙力军能够逃到国外一定会受到保护的,当然提就是他要彻底交代出他所知道的中共公安部系统内部的黑幕和罪恶。”

2020年1月再次与孙力军私人密使见面 谈到两件事

袁红冰接着谈到,在2020年初,在一月份,我返回澳洲之前,孙力军这个私人密使要求和我见了一次面。“在这次见面中,他谈到了两件事,第一个继续谈他(孙力军)的那个担忧了,但是同时他又说孙力军讲,孟宏伟被中共暴政逮捕之后,孟宏伟自己交代,他也曾经试图想要逃到国外。他也曾经试图和我,也就是和袁红冰进行联系。因为我和孟宏伟是北大法律系七九级的同学,希望我能为他的逃跑提供帮助。但是他后来还是没有做这件事,还是从法国返回了中国,原因就在于,他也是担心落到王立军的下场。

这个孟宏伟做的坏事,犯下的罪恶其实是更多的。比如说他帮助训练在河西走廊,中共设立了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多年以来专门用于训练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恐怖主义游击队战士。孟宏伟曾经讲过,中共培养这样的一个恐怖主义战士,最多只是需要花一万美元,但是他们返回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他们的作战行为会极大的削弱美国的国家能量。

另外,孟宏伟还曾经主持过恐怖主义的头目本拉登,到中国来换肾的整个的警卫事宜。所以由于他干过这样的一些事,他觉得美国基于对恐怖主义的仇恨未必会收留他,会保护他,所以他就没有走。这是在2020年的一月份,孙力军的特使给我说的第一件事。

他跟我讲的第二件事,孙力军要他转告,说现在在中国武汉,已经爆发了一个比当年的萨斯传染性更强的,危害性更强的肺病。而且他把整个的过程都讲清楚了,就是他证实了这个病毒最初是由武汉的那个研究所泄露出来的。而泄露的原因,就是研究所的一名管理后勤的官员和两名后勤的工作人员共同合谋,把实验用过的蝙蝠偷带到武汉海鲜市场去出售以牟利。在王小洪的主持之下,已经秘密的处决了这个后勤部的官员和两名工作人员。”

孙力军当时称武汉瘟疫可能很快就会大爆发

据海外媒体报道,在武汉疫情爆发的初期,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在2020年4月落马之前,曾在2020年的2月,在武汉疫情爆发被封锁后,曾作为中共中央防疫大员前往武汉。袁红冰进一步披露到:“孙力军也明确的讲,这次武汉瘟疫之所以没有提前发出预警,根本原因就是习近平的批示。孙力军也明确的讲,当时武汉市政府和湖北当局,在2019年的11月就已经把防止疫情的报告打到中央,习近平做出批示,要让中国人过一个祥和的元旦和春节,不要采取过激的方式来进行所谓防疫。这个武汉的瘟疫很可能很快就会大爆发。这是他当时在2020年的一月份,就是整个世界当时还不太清楚武汉大瘟疫的情况下,孙力军发出的消息。

那么他当时发出的这个信息为什么在今天才披露呢?是因为最近我在国内得到消息,就是孙力军他的命运和前途已经注定了。他只有两种前途,一个就是像博熙来的那个马仔徐明那样,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不会让他活着出来。另外一个,如果他活着出来的话,也肯定是被注射了伤害神经的精神系统的药物,出来也是一个行尸走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孙力军的亲友传出了消息,可以把孙力军的相关情况向国际社会披露。这是我们今天披露这个事情的原因。这就是我对武汉大瘟疫传播情况的了解,说出来供大家参考。”

武汉大瘟疫荼毒人类 中共犯下反人类罪

袁红冰认为,根据目前所披露的信息和证据,武汉瘟疫全球爆发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首先,它是中共暴政军方所主持的一个基因工程的一部分,创造出了这个新冠病毒,它的源头就是人为的创造,而创造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发动生化战争做准备。说它是人祸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在整个中共暴政的权力大腐败的背景之下,实验所的管后勤的官员和两个工作人员完全没有道德底线,居然用实验用过的蝙蝠,带到海鲜市场去牟取暴利。从本质上讲,这也是中共暴政的一个罪恶。

第三点更重要的是,在瘟疫发生之初,武汉市政府已经做出了有限度封城和向全国预警瘟疫的这个报告,已经提交了这样一份报告。而习近平出于他的独裁者的愚蠢和虚荣,以要让人们过一个什么祥和的元旦和春节这样的理由,阻止向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发出瘟疫的预警,从而才导致了武汉大瘟疫迅速的席卷中国,流毒世界这样一个可怕的趋势。到今天,这个武汉大瘟疫,我们说它荼毒人类,肆虐全球,已经给人类的生命健康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它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方式,也使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受到重创,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反人类罪行。而这个罪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本质上是发生于人祸,而不是天灾。”

对武汉大瘟疫追责 认清中共是当代人类公敌

袁红冰表示,中共是这次武汉病毒大瘟疫祸首,国际社会必须追责。“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暴政又做了些什么呢?在武汉大瘟疫最初席卷全球的时候,它居然想要利用防范瘟疫的垄断预防瘟疫的这种器材,来交换它的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政治利益,向许多国家发出要胁。

另外,我们都看到自由台湾,在武汉大瘟疫开始的一个阶段,成为整个国际社会防范瘟疫的典范,后来虽然有一些起伏,但基本上很快得又控制住了疫情。

更重要的是,不是说台湾防疫住了疫情,而是它运用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运用尊重法治、人权的这种方式,有效的防止了疫情。它和中共暴政那种用极权专制的方法,用践踏人权的方法,用毒害民众的方法,强行蛮横无理的进行封城等等这些极权专制的手段来防范瘟疫,那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境界。

但是就是自由台湾这样的一个防治瘟疫的典范,却被国际卫生组织拒之于门外。而之所以发生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中共暴政,想利用这次它们造成的大瘟疫封杀自由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

那么更重要的是,中共暴政本身就是这次武汉大瘟疫荼毒人类的祸首,可是它们现在竟然要炫耀自己所谓防疫的成果,嘲笑美国和欧洲的防疫不利,他们还要通过疫苗外交等等,要扮演防疫的救世主角色。一个大瘟疫的祸首要扮演防疫的救世主的角色,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

因此,对武汉大瘟疫荼毒全球这个罪责的追责过程,就可以使中共暴政这个当代人类公敌的本质,再一次的暴露在国际社会的视野之下,这对于人类进一步对认清中共暴政的对整个人类的危害,那是极端必要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金钱赔偿的问题,它是一个关乎到人类未来前途的问题,所以必须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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